
第四十一期
舟
山
有
谱
揭开南宋枢密左丞郎惠墓迷雾(上)
夏志刚
展开剩余84%2012 年 12 月《舟山晚报》和《舟山日报》曾连续刊载袁甲、周建伟、高小申《擂鼓山下有“郎丞相墓”之遗物》与庄世维《擂鼓山下的墓主究竟是谁?》等文,围绕原舟山师专西南侧山坡下遗留的 6 座石像残件进行了探讨。两文均认为弄清石像的来龙去脉,对舟山明朝海禁之前的历史研究、古代墓葬规格形制研究、古代舟山区域地理位置的研究等均有不可多得的实物考证价值,但对石像所属年代未作考证。在征求方长生、胡连荣、李世庭等多位市内专家意见后,对于墓主身份也持明代状元张信、明代丞相郎惠等多种说法,尤其对郎惠其人的真实性无法确认,而使墓主再次成谜。
一、郎枢密墓
据义桥当地老人口述,附近并无郎姓家族,且在墓址尚存时也没有后人来此扫墓祭祀。他们从小就知道有“石人石马”东倒西歪地散落在这里,本来石像远不止六座,除了石马,还有石象,文武官和神兽都是成双成对的。专家们基本认同这是一个高官墓,并把“郎丞相”确定在宋、明之间,且明代的可能性最大,但是查阅《明史》等资料却又未发现相关的记录。只能推测他并不是官至丞相或枢密,也可能根本不是姓郎。或者是一个犯了法被流放到定海这个荒地的犯罪高官,由于他的职位就是丞相或枢密,所以死于定海后就地安葬于此并享受丞相规格陵墓待遇。
市博物馆原馆长胡连荣于上世纪 80 年代曾经接触过这些石像,他认为这是“郎丞相墓”外的雕塑,应该是宋朝时的文物,且石像的原料不像是舟山本地的,而是宁波一带的石材。胡连荣说:“这座墓是真实存在的,我母亲就是那里人,她曾和我说起过这座墓和这些石像,只是现在已经找不到墓址了,因为墓碑等东西都在修水库时被当作石料使用了,如今也没办法探查”。
明天启《舟山志·坟墓》记有“郎枢密墓,城北三里杨梅山”,清康熙《定海县志·冢墓》记载:“郎枢密墓,城北三里杨梅山,冢址尚存。讳惠,字无考”,光绪《定海厅志》改为“丞相郎惠墓,在城北叠石岭”。杨梅山的地名至今仍在义桥村民口中存在,舟山师专位置现地名即“杨梅湾”,从定海北门步行到此也正在“三里”之内。同时,康熙志还记载,有“郎家桥,在城北一里”,也就是由北门通往杨梅山的半路上曾有一座“郎家桥”跨于溪涧之上。根据地名和史料的延续性和康熙志“冢址尚存”的采访记录,郎枢密墓应当是真实存在过的,而且就在杨梅山。
历代舟山地方志对称之为“郎枢密”或“郎丞相”墓,那么墓主应当是文臣出身,而且掌握过军政大权的一品大员。墓主可断定最晚应是明代洪武朝人,可以上溯至宋代,也可能是元代的行省高官。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都没有“郎惠”的记载,是否可能在当时的各个行省或者各部尚书、侍郎等“部级”官员中存在?能登上高位的文臣一般均由科举产生,各代和各省的进士名录中会否存在“郎惠”其人?循着这条思路,笔者逐一遍览了各省《通志》中的宋元明“职官”、“选举”、“名宦”,采用“大海捞针”法进行探究,终历经年余而一无所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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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郎基、郎本中
“丞相”在明代的称谓,一般止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代。朱元璋在建国初期设左右丞相,左丞相为百官之首,即实际意义上的宰相、丞相。左丞相只任命了两位,一个是开国功臣李善长,另一个是胡惟庸,以谋反之名诛杀胡惟庸后,朱元璋废除丞相制,只设内阁大学士辅政。内阁大学士一般称“阁老”,如河南新郑市的高拱墓,当地俗称“阁老坟”。明代的“枢密”称谓沿袭自宋代、元代,只在开国初存在过。元代枢密院主要掌军事机密、边防及宫廷禁卫等事务,战争时设行枢密院,以掌一方军政,但枢密使基本都是蒙古人。宋代设枢密院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,长官称枢密使。
郎惠”可能是姓“郎”而谥号“惠”,也可能因为子孙位居高官而得封赠“枢密丞相”,更可能犯了事而被人从历史的长河抹去。各代的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,而且所依据的也是当朝允许留存的资料,所以正史往往会屏蔽许多信息。要想翻越各朝“文字狱”砌筑的高墙,只能借助于各代文人的笔记、诗文集等私人著述。
北魏时中山郡(现河北定州)有“郎基”,曾任郑州长史、带颍川郡守,死后封赠骠骑大将军、和州刺史,谥号“惠”。郎基曾任海西镇将,海西为江苏省灌南县古称,似乎有可能与舟山有交集。明天启《舟山志》之前的志书没有关于坟墓的专门记录,但这么重要的人物一般不会在舟山的宋代志书中缺载,而且史书上记载他死于灌南,后“柩将还,远近赴送,莫不攀辕悲哭,哀不自胜。”,说明郎基的墓不可能在舟山。
王世贞著《弇山堂别集》表三十一卷,记明代功臣公侯伯﹑恩泽公侯伯﹑三师﹑公孤﹑内阁辅臣﹑六部尚书﹑都察院左右都御史、大都督府左右都督﹑通政使司﹑大理寺﹑南京协同参赞大臣等最为详细。其中发现“郎本中”,洪武三年任刑部尚书,又于洪武四年转吏部尚书,并在当年被免。同时记录郎本中非科举入仕,是朱元璋从高级办事员“吏员”中提拔的,属于少数“非正途”的高级干部代表人物,这与墓主无法确认何时中举似乎很吻合。明代刘辰《国初事迹》记,“尚书郎某,恃李善长势,放肆奸贪,太祖诛之。籍其家,得父兄亲戚友识嘱托公事书信。太祖命胡惟庸往杭州照名提问,处以重罪”。被朱元璋给杀头抄家还除了名,怪不得《明会典》中把他的籍贯予以涂抹,这与墓主无法从各代正史查到资料也高度吻合。可惜,这段记录明确说明郎本中的“父兄亲戚友”都在杭州,由此可知郎本中”为杭州人,这位明代最可能的墓主只能予以否定。
明代“郎本中”的线索断了,那么有无可能是元末方国珍割据浙东时的人物呢?虽然就目前所知方国珍是以元朝任命的方式主政,但也不能排除他私自任命官员的可能。天台人刘本仁是方国珍的主要幕僚,也曾多次到舟山,但其所著《羽庭集》中也毫无线索。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,但前期所做的努力证明,墓主“郎惠”基本可以排除元、明两朝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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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待续
来源:地方文献部
编辑:岑映 苏凡瑄
审核:陈芳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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